dome筒子真诚地建议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将此题目作为学年论文或是阅读作业的内容，我不是文学专业的，学术术养极其有限，因此我只打算伪喷一番。这是一个渣题。它将勾引起绝大部分读者的窥隐嗜好或者宽容点叫暧昧的猎奇心理。显然我的主观目的是不善良的，不学术的，无逻辑的，因此请不要以任何总结性高度来期待我。
西方文学里的私生子角色极其泛滥，堪称品种繁多，各种面貌、各般境遇、各番前途都有，已成为文艺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大部分时候它跟狗血无关，尽管它在怀抱着鸡血心态去看的读者眼里不可避免加深了情节的狗血性质，但我们要理解，该现象反射出的是深刻的，诸如人类社会，诸如家庭关系、诸如心理和精神层面、诸如宗教哲学这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复杂命题。所有私生子的出现都有其特殊意义，它或者是链条反应中最关键的一环，或者是一切矛盾的催化剂，或者是那个题眼，或者是某种象征。鉴于本文倾向，这里不探讨那些欢乐的、肆无忌惮的、享乐的、做私生子比不做私生子更华丽正当的主人公们（如Borgia家的教皇和公爵父子，我相信就这面旗帜而言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比罗马更激进），且让我们把窥探的目光聚集在那些悲惨的、邪恶的、善良的、纠结的、痛苦的，无论品性如何，最终几乎都主动、被动地没有好下场的私生子们身上。
首先让我们来弄清楚私生子的定义，它是对（法律上）非婚生子的习惯性俗称，既然是非婚生子，自然它产生的基础来自婚姻本身，有两种情况：未婚生子与婚外生子。产生私生子的过程称为通奸，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必须有双方（废话）。无论双方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下，无论他们来自哪一阶层、家庭出身如何，社会关系和谐与否，只要他们不在同一合法婚姻契约之内，他们所结下的果实对于双方来说都叫私生子。私生子由于其来源的不正当性，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不举文艺复兴的例子），他们一般要遭受到双重压力，法律上的和（宗教）道德上的，这两种压力在各个社会时期有所侧重。就法律上而言，私生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即继承权剥夺。早在古罗马时代，十二铜表法里已经规定了对婚生子的判定（婚后十个月内出生），那么相反也就是对非婚生子的判定，非婚生子没有继承权，但为了给个别特殊的私生子开绿灯，君士坦丁后来规定了私生子准正制度，即通过一系列合乎法律规定的程序（如生前认领、捐献财产、君主特批等），私生子能够获得与婚生子相当的地位。君士坦丁本人是君士坦提乌斯的私生子。这一法令显然有假公济私的味道。要知道，君士坦丁还是个基督徒。基督教对一夫一妻制婚姻契约的神圣化在漫长的历史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私生子歧视观念，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法典也没有比君士坦丁更宽容多少。尽管有个别波动，总的趋势是不变的，直到现代。就道德上而言，私生子面临的压力更加不言而喻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压力是私生子命运悲剧性基调的先天因素。他们一生下来，就注定要面对这些困难，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会扭曲、心理不平衡、性格不健康。但是，家庭的缺陷，父母的缺位，爱的缺失，才是造成私生子悲剧的后天环境。
但在文学中，我们可以看见，尽管私生子产生的途径是一样的，他们的后天调教却有所不同，甚至是很大不同。他们并不是无一例外会被扔在修道院孤儿院或被迫寄居恶毒的亲戚家中或自小流离失所蒙受童年阴影逆来顺受或就此叛逆成性。父母一方的缺位几乎是肯定的了，但他们也许生活条件优越，好吃好喝，教育优良，受宠程度并不低于那些合法出产的孩子们，比如拉尔夫家的戴恩（《
荆棘鸟》），或者至不济尽管寄人篱下却还有一位亚瑟的蒙泰尼里那样的好老师好教父（《
牛虻》），当然，坏到极端了也有倒霉如斯麦尔佳科夫（《
卡拉马佐夫兄弟》）摊上一个邪恶贪婪的父亲，那也是没办法的。但命好到极点也可以像彼埃尔·别祖霍夫同学（《
战争与和平》）那样深受父亲待见成功转正继承爵位家产反超自己的合法大小亲戚的。当然前提彼埃尔肯定得是善良的人，这才符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宗教讽喻目的嘛。不过善良不是万能的，运气好其实才是，显然梅什金（《
白痴》）也很善良，但他的善良的结果是悲剧性的。
他们或者早知晓自己的身世并为此深刻不平，满怀仇恨与报复心理。比如葛罗斯特伯爵家的埃德蒙同学（《
李尔王》），他将婚生子定义为“拥着一个毫无欢趣的老婆在半梦半醒之间制造出来的一批蠢货”，而“天性热烈的偷情里生下的孩子”才是爱情的合法产物，他进而由理论上升到实践行动，挑拨离间，让父亲驱逐婚生子的哥哥，同时勾引李尔王家的两个坏女儿争风吃醋，自相残杀，证实了私生子也是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甚至篡夺王位的（他差一点就成功了）。或者老卡拉马佐夫家的斯麦尔佳科夫，他利用老卡拉马佐夫与大哥德米特里争夺情妇的矛盾谋杀了父亲，嫁祸给大哥，使其被判罪，并使老二伊凡神经错乱。这是私生子里最渣的两个文学形象。显然他们都没有好结果。前者被杀，后者自杀。从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他们一般都反动，反社会反迷信反帝反封建，总之斗争是其生命永恒的主旋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法律上的非法性使他们通常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没法继承头衔、爵位与财产，没法拥有高尚的名利地位，个人谋求发展困难。其次道德上的非法性经常要使他们面临身份的自我诘问和认同困难。别人不认同他们，有时连他们自己也难免轻视自己。这种内心的自卑感与罪恶感，厚积喷发转而演化为叛逆是合理的。再次，由于他们深味了浓黑的现实，搞清了惨淡的前景，心理上处于极其悲凉的状态，看穿了其来自的贵族阶级和教权阶级人民的面子和底子的虚伪性，因此他们的反动便具有了逻辑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不过虽然大家都反动，大家都叛逆，埃德蒙与斯麦尔佳科夫的反动显然没有格茨（《
魔鬼与上帝》）的反动那么形而上，也不像亚瑟（《牛虻》）的反动那么阶级革命性。他们一般都聪明。但这种聪明一般都不用之有道。最后由于他们通常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不论好苗子还是坏苗子，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私生子）。
但也有自始至终身世都没有被拆穿的。代表人物是拉尔夫·德·布里克撒特红衣主教家的戴恩。他和亚瑟一样因为父亲的缺位与一个优雅的、美好的、高端的男性形象的中途插入而养成了埃列屈拉情结（
Electra complex），即荣格弗洛伊德们分析的恋父情结。但他比亚瑟好命，他直到死都没有被拆穿自己是该男性的私生子，因此也没有崩溃与渣化的机会。戴恩是个纯洁的好青年，亚瑟在没被拆穿之前也是枚纯洁的好青年。丁梅斯代尔家的珠儿（《
红字》）也可以说是好命的（这是文学中相对少有的私生女形象），她对这个混沌复杂的社会还处于懵懂状态，尽管这个小女孩本身具有精灵的特性，是个奇怪的生命存在，尽管她对于她母亲海丝特白兰来说比烙印在她胸口的那个红字更像是象征上的红字：屈辱与罪孽，同时又是爱情纯洁的象征，但她本人显然还没来得及长大到理解亚瑟所理解到的那种深刻巨大的心灵创伤。假如戴恩在救人溺水之前就知道了他膜拜的完美的红衣主教拉尔夫是他父亲，或者假如在他进入教会之前就被拆穿了？假如丁梅斯代尔没有自我暴露，而是在被人崇敬和道貌岸然的境地下继续向他的职业高度攀升，一直等到珠儿长大成人？戴恩与珠儿会不会出现上述叛逆状态呢，我们不得而知，这不在作者的意图之内。所以，正如其出生，所有私生子的结局也都有其特殊意义。
